馬雲總結目前的生意之道

阿里巴巴網站宗旨：「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馬雲於1995年4月創辦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商業信息發佈網站「中國黃頁」 ，這次營商經驗，讓他深明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1999年他創立阿里巴巴網站，目標就是要「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以協助中小企成功發展業務為使命。

至2003年，馬雲再成立淘寶網，2004年創立獨立的第三方電子支付平台支付寶，兩者目前在中國市場都處於領先地位。

綜合馬雲的做生意手腕，有3大成功關鍵。

關𨫡一：開除員工心要善刀要快

對於營運公司，馬雲自有一套宗旨。經常獲邀到不同的大學院校演講的馬雲，於去年一次在湖畔大學第三屆開學典禮上表示，「要開除員工的時候，心要善，刀要快。」

他指，「如果要開除一個員工，就直接開除，最怕的是“拉鋸戰”，想起來的時候鋸兩下。對一個員工不滿意，卻又不找他談話，連續三次想要開除都沒成功，就像反覆拉鋸割傷口，最殘酷無情。開除一個員工不需要找理由，可能對於員工本人也是一種幫助。」

關𨫡二：招聘是最大的投資

馬雲也認為，公司應花更多的時間在招聘一個人上。「如果『料』取錯了，入職以後不管如何努力教導都沒有用。只有取對『料』，再加上嚴格的訓練，才有可能收穫好的人才。所以請記住，多花點時間在招聘上是極其關鍵的事情，招聘是最大的投資，不要迷信找最好的人，而是要找最合適的人。」

他指，最好的人一定是在培訓和爭吵裡面磨合出來的，「天下沒有一個人招聘進來是完美無缺的，新員工一定是需要磨合的。天下沒有完美的人，其實有才華的人都有點怪，在某一方面特別厲害的同時，就有另外一方面不太靠譜。」

大公司裡面最容易生長的是『白兔』

馬雲也認為，小公司的成功可能是在於聘請了有能力的、正直的人，而大公司的成功在於開除掉錯誤的人。

他指：「大公司裡面最容易生長的就是『白兔』，就是不幹活的好人。白兔的繁殖能力超乎想像，如果不及時滅掉，就會拖垮公司。因為確實有一些人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而且趕不上公司的步伐以後，就會發揮一些『其他的作用』，他們為了維持公司原有境況會招來一批又一批能力弱的員工，形成惡性循環，很多公司就是因此而倒閉的。」

所以如果發現這樣的招聘人員，一定要及時開除。那些特別會招聘的人，招來的人能力都非常強，這些招聘人員的格局好，境界高，要給這些人多一些機會。

關𨫡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阿里巴巴集團現時是世界最大的電子商業平台及世界領先的大數據平台，透過電子商務、線上金融服務、雲端計算及智能物流等，為全球數以億計的中小企和大型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和服務，推動企業發展。

阿里巴巴的成功，很大程度在於馬雲用人的態度上。他說：「傳統文化總是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其實到了一定規模，比如5-8年以上的公司，一定要記住『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不是因為老闆要疑員工，而是因為製度要疑員工，多花時間在人身上才是最大的投資。如果招來的員工好，就會給公司帶來業績。」

曾國藩：成功男人必六戒。

曾國藩在學問和事功方面的成就都備受後世推崇。讀懂曾國藩的人生「六戒」，就學到了他的做人做事之道。

第一戒
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

一直都能獲利的事不要做，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地方不要前去。危城莫入！所有人都嚮往渴求的，可能有有害。

前半句說：不可貪求過多！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也不可能有長久獲利的事情。如果有這種能夠一直獲利的事情，那只能說這種事是表面現象或者騙局，這時候一定要保持頭腦清。

後半句說的是安全，眾人爭執、爭鬥的地方你不要去，容易惹麻煩或者招致禍患。

《論語》上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這句話裡的爭，也可以理解為，爭利。意思是說，大家都去爭搶的利益，你就不要去爭搶了，因為那肯定是薄利。

第二戒
勿以小惡棄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不要因為別人小的缺點就忽視他的優點，不要因為小小的恩怨就忽略了別人的大恩。

人只要做事就會犯錯，這兩句話都是告訴我們，不要因為別人的一點小過失，一點道德上的小瑕疵，小恩怨，就全盤否定別人的好，忘記別人的恩情。

《禮記》上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意思是喜愛一個人而知道其缺點，厭惡而知道其優點。這就是告誡我們，在待人接物的時候，一定不要太感情用事，一定要客觀、公正地看待別人的缺點和不足。

第三戒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經常說別人短處的人，經常誇耀自己長處的人，可以說是「存心不厚，識量太狹。」俗話說，「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經常談論別人的短處，誇耀自己的長處，不僅是情商低的表現，也必然給自己招來怨恨，埋下禍亂的種子。

漢高祖劉邦曾經隨便和韓信討論各位將領的才能。

劉邦問道：「像我自己，能帶多少士兵？」

韓信說：「陛下不過能帶十萬人。」

劉邦說：「那對你來說呢？」

韓信回答：「像我，越多越好。」

韓信後來被殺，不能說與他這種性格無關。曾國藩這句話的意思，入目三分地畫出了這種人的精神肖像。那種經常談論別人缺點的人，內心其實是借此在掩飾自己的缺點；經常誇耀自己長處的人，內心其實是嫉妒或者想掩蓋別人的長處罷了。

第四戒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

利益，往往是眾人都渴望得到的，如果誰獨佔了利益而不與大家分享，那麼一定會招致怨恨，甚至成為眾矢之的。

劉邦攻破咸陽，卻不敢佔據其地；

曹操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卻終其一生不敢篡漢自立，他們都是怕成為眾矢之的。

所以，面對利益，一定要權衡取捨之道。謀劃事情，一定要跟有主見的幾個人一起，而不要與眾人一起謀劃事情。

正如《戰國策》上說，「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通俗地說，就是謀求特別重大的事情，不必與眾人商量。因為謀求大事的人，自己必定有非同一般的眼光、心胸與氣度，自己看准了，去做就是了，如果和別人商量，反倒麻煩。如果別人見識低下，心胸狹小，氣度平凡，必定不理解你的想法。七嘴八舌，會動搖你的意志，也會破壞你的信心和情緒。

第五戒
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庸人，就是普通人，一般的人。對於一般的 人來說，沒有什麼才氣，只有勤奮工作才能成就事業，所以最忌諱一個「懶」字。

曾國藩是勤勞的好例子，他其實並不聰明，但是卻能以「勤」成就大學問和大事業，可以說正是普通人的榜樣。

而那些有才的人呢，雖然可憑才氣走快捷方式，更容易成功，但也容易孤傲自大，故步自封，不肯向別人學習，這也是容易失敗的。

如項羽、李自成等，占盡天時地利，卻因為驕傲而敗亡。

第六戒
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凡是辦大事，首先需要有深厚的閱歷和識見，並以才能作為輔助；凡是要成就大事的，一半在於人的謀劃，另一半就要看天意了，看時機會不會來到。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曾國藩明確告訴我們，辦大事要以「識」為主，才氣、才能不過是輔助罷了。所以恃才傲物的人，往往難以成就大事。

當然這裡的「識」，不單單指知識，更指的是經驗和見識。

而「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則是說，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抱著「盡人事以聽天命」的態度。不要因為有自己不能左右的因素就不去努力，更不能因為自己努力了，最終卻失敗了而去怨天尤人。

透過前人有過的經驗，作為前車之鑑警惕自己不犯相同錯誤，透過前人留給我們的文字，我們總能理解處世的道理，將其牢記在心，必能有個順利的人生。

享樂主義

享樂主義(Hedonism)是一個哲學思想，認為享樂是人類最重要的追求。詞語的來源是從希臘語的"ἡδονή (hēdonē)"(享樂) 加上後綴"ισμός (ismos)" (主義).

基本概念

享樂主義是所有動作皆可被一個人會產生的享受與痛楚所決定，力求將享樂與痛苦的距差增至最大。 19世紀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與Jeremy Bentham由他們的功利主義的倫理理論提出了享樂主義的基本原理。享樂主義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之先驅：所有行為皆是基於要給最多的人數獲得最大的快樂。

學派

儘管功利主義合乎享樂主義對快樂的追求，邊沁與密爾的享樂主義價值觀與功利主義對功利的闡釋有微小的分歧。以下是兩個享樂主義的學派：

– 邊沁乃其中之一的學派的創始人，主張快樂可以數量化。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快樂的量可以用其強度乘以其持續時間計算。所以這不僅僅是快樂的數量，而是它們的強度與其持續時間亦要被考慮。
– 享樂主義的其他擁護者主張"定性化"的方式。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相信快樂有不同的層次：稍高層次的快樂較稍低層次的快樂為佳。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亦主張較簡單的生物可較容易地進入簡單的快樂，由於牠們不能看到生命的其他層面，故可放縱於享樂之中；稍為複雜的生物傾向於思考較多在其他的事物上，故可減少其用於單純享樂的時間。所以他們較難放縱於單純的享樂。部份人對"定性化"的批評主張其有數個問題。他們斷言在普遍的情況中，快樂並不必定要分享以共同的特性。

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英語：Utilitarianism），即功利主義，是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認為實用即至善的理論，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在於其結果的實用程度。主要哲學家有傑瑞米·邊沁、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等。

發展歷史

早在效益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理論之前，就有效益主義思想雛型的出現。西元前5世紀的亞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紀的伊比鳩魯、中國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隨者的倫理學中都存在著如何促使最大快樂的思維，他們是古人中的效益主義先驅。近代英國哲學家與倫理學家如坎伯蘭（Richard Cumberland）、法蘭西斯·哈奇森與大衛·休謨都有效益主義的傾向。據邊沁指出，他在英國化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裡、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義大法學家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以及休謨等的著作中都發現了效益主義的身影。

效益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系統是在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期，由英國哲學家兼經濟學家邊沁和米爾提出。其基本理論是：一種行為如有助於增進幸福，則為正確的；若導致產生和幸福相反的東西，則為錯誤的。幸福不僅涉及行為的當事人，也涉及受該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

19世紀末期的效益主義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認為效益主義來自對「常識」的道德系統的反省。他論證多數的常識道德被要求建立在效益主義基礎上。他也認為效益主義能解決常識學說的模糊和前後矛盾而產生的困難和困惑之處。在20世紀效益主義雖然經過摩爾（GE Moore）的批判，但英美哲學家與英國自然科學家兼倫理學家圖爾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學的諾埃爾-史密斯（Patrick Nowell-Smith） 、厄姆森（JO Urmson）以及澳大利亞的斯馬特（JJC Smart）等人仍為效益主義辯護。
主要概念

效益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即「最大效益」）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不同於一般的倫理學說，效益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邊沁和米爾都認為：人類的行為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米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效益主義派別

效益主義根據應用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幾種：

行為效益主義（act-Utilitarianism）
規則效益主義（rule-Utilitarianism）
普遍效益主義（general-Utilitarianism）

行為效益主義在探討一個行為的對或錯時，會以「當下該行為」是否能產生最大效益來進行判斷。而規則效益主義則認為人們若能因為遵循某種規則而達到最大效益，則遵守規則就會是對的行為，違反規則則是錯的。

單就闖紅燈為例，行為效益主義可能會認為「當下」闖了紅燈可以節省時間並減低怠速排放的廢氣，故在遇到紅燈且保證不發生交通事故時應該闖紅燈，如此才能達到最大效益；但若以規則效益主義來看，如果每個人能夠遵守交通規則則能大大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機率，因此遵守交通規則才是合乎倫理規範的行為，我們不應該闖紅燈。

再以說謊為例，行為效益主義會先計算說謊後所帶來的結果是否達到最大效益，如果說了謊可以達成最大效益，則當下的說謊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對歹徒說謊最後使他被捕。但若以規則效益主義來分析，如果人們都無法誠實的據實以告，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會充滿猜疑，最終人們會不信任彼此，故無法達到最大效益，因此誠實是我們應該遵守的規則，說謊是不符合倫理規範的。

情境功利主義，或行為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的一支，跟其他功利主義派別的不同在於：情境功利主義強調的是「在此時此刻這個情境下，該怎麼做才能促進全體快樂值。」而不是問若將此道德律推廣到每個人身上會對全體快樂值造成什麼影響。
舉個例子，像說謊一般來說是不對的行為，但在某些情境下，情境功利主義者會認為說謊是對的，像善意的謊言、為保守國家機密而說謊等。

規則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的一支，其學說認為，若每個人都永遠遵守同一套道德規範，就能產生最大快樂值。常見的應用可見於交通規則，不能像情境功利主義那樣，視哪種方法能取得最大快樂值而決定該往左開還是往右開，而是根據既定的規範。若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規則，那麼交通就能安全便利（最大快樂值）。

但需要注意這個規則制定時的合理性。也有批評學者認為實際是變化的，這種規則若不能緊跟變化會最終走向不合理。

普遍功利主義（general-Utilitarianism）是功利主義的一支，跟其他功利主義派別不同在於：普遍功利主義重視的是「若每個人都按照我現在遵守的道德律作出行為，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最明確的例子是「窮人可不可以奪取富人的財富？」按照情境功利主義，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可以以促進最大快樂值，但普遍功利主義提醒我們，若每個人都這麼作，那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

應用

效益主義的影響甚為廣泛。它在法律、政治學、經濟學方面更有特別顯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懲罰方面，效益主義反對「一報還一報」的「應報論」。效益主義者認為懲罰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改造罪犯或保護社會不受罪犯破壞，從而避免發生更多的犯罪行為，同時也使其他人因懼怕受到懲罰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學上，效益主義者贊成將民主作為使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種方法。他們認為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過也有人因為強調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義、甚至獨裁主義。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認為最大的幸福是來自社會的根本變革，從而走向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如威廉·戈德溫。在經濟學上，所謂邊際效用分析學派如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則是從邊沁那裡吸取了許多思想，所謂「福利經濟學」是以「比較愛好」代替「比較效用」，也表現了效益主義的基本精神。在經濟政策上，早期的效益主義者傾向自由貿易，反對政府乾涉。後期的效益主義者由於對私人企業的社會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乾涉來糾正私人企業的弊病。在當代的討論中，人們對倫理學語言的分析，以及對邊沁的「快樂計算」均已失去興趣；效益主義出現了種種修正的和複雜的形式。

列車難題這是最著名的效益主義的例子，假設有一列車正在高速行駛，你是此列車的車長。如果繼續行駛，將會導致5人喪生。假若你換軌，便能救回該5人，可是又會導致1人喪生。如果是主張效益主義，便會選擇換軌犧牲1人救回5人。

 

義務倫理學

義務倫理學是規範倫理學的其中一個理論。義務倫理學認為最高的道德倫理是建基於行為本身，並不會受外來因素影響。與同門的功利主義不同，規範倫理學並不會理會後果因素。它有時候會被稱為「責任」或「應做的」或以規則為定義的倫理。此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康德，在義務倫理學，其理論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康德理論會考慮不同在義務論的因素。第一，康德認為人若要行道德的事,就必需要從責任上去做起。第二，康德認為後果不是一個對與錯的考慮因素，應是行為的目的才決定對與錯。

 

義務論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

強調理性規則，能夠獲得普遍的認同而實行，並且容易遵循而被教導或學習。
注重理性的價值，能夠維護人的尊嚴，而不是僅僅利用他。

缺點

普遍化的規則並非能夠適用於所有情況，無法普遍化的例外情況反而容易常常被實行。
過於強調理性的力量，忽略由感性出發來驅使行為的人性，並且理性是否是人的唯一目的則是可疑的。
由動機來判定行為是否道德並沒提供實質性的基礎，除了當事人，行為的動機只能被推測而無法得知，行為被實踐通常只是符合規則而無法確定是否出於規則。

由於專注於原則的一致性造成的僵硬化，現代的學者提供了一種較為軟性的方式，也就是，可以將義務分為顯見(或初步)和實際兩種，我們平常需要堅持和遵守的是顯見（prima facie）義務，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採取其他的行動時，將不再只是考慮動機，而必須考量結果，這就是所謂的實際義務。

顯見義務有以下幾種：

忠誠（或忠實）：誠實、守承諾、履行契約。
補償：為自己不公正的行為對別人做出補償。
感恩：向別人表達感謝對自己的幫助。
公正：防止分配上的不均，使人無法獲得應得的結果。
慈善：幫助他人改善道德、智力和幸福的狀況。
自我改善：必須增進自己的道德、智力和幸福。
勿作惡（不害人）：不傷害他人、防止對他人的傷害。

如果這幾個顯見義務有衝突的時候，那麼用以下的原則來解決：

始終按照更強烈的顯見義務去行動。
始終採取可壓倒顯見惡的最大顯見善的行為。

不過縱使我們可以堅持和遵守顯見義務，哪些義務是顯見義務就有問題，是不是就這七種，還是有其他的，另外很難判定哪一種顯見義務是比較優先的，「更強烈」只是一種形容詞。

相對於規範倫理注重行為的原則，德行論（Virtue Ethics）強調的是行為者要有某些特質，換句話說，道德判斷是一個人依照他的某些良好品質人格去做選擇，實踐道德上應該做的事，不僅是符合眾人的期盼，更重要的是培養個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