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著名散文家、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在1891年提出了一個違反直覺的格言——“慈善創造了許多罪惡。” 因此，王爾德如果繼續活下來，聽到英國近代發生的一系列醜聞時，他或許不會感到意外：全是男性慈善機構“總統俱樂部”曾通過高價拍賣為兒童醫院籌款，但在某年度晚宴上被英國《金融時報》揭露性侵和貶抑女性行為之後被迫關門；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Oxfam）的高管人員在海地地震災區運送救援物資時，光顧了當地妓女，並獲准潛逃至其他慈善機構，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醜惡行徑受到嚴懲；救助兒童會前任高管布蘭登·考克斯和賈斯汀·福賽斯辭去其慈善機構的職務，此前曾披露他們性騷擾和欺凌年輕女同事。
你可能想知道，那些從事正當職業的人們，私下的行徑卻如此卑劣。道德許可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人們從事一些正當行業工作時，他們對自己提供了變壞的許可證。
在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報導稱，對社會做貢獻的公司員工反而會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為。在一項實驗中，人們被雇用轉錄德國短文圖像，並預支10%費用，如果他們完成了抄寫，或者聲稱文件難以辨認無法抄寫，就會支付剩餘費用。當他們被告知，每完成一項工作或者標記為難以辨認的工作，他們5%工資將捐贈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教育項目，與沒有慈善捐贈的情況相比，抄寫員作弊的情況增加了25%。通常他們欺騙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員工沒有完成任務（但收取了10%費用）；另一種是員工表示文件難以辨認，無法抄寫（因此獲得全額費用）。
研究人員約翰·利斯特和法蒂瑪·莫梅尼發現，當抄寫員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行為會像俠盜羅賓漢一樣，將欺騙獲得的錢財用於慈善捐款，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有充足理由從雇主那裡不正當獲取抄寫費用做慈善。他們總結稱，（企業社會責任）“做善事”的性質，會誘導員工在另一個層面上做出不正當行為，損害企業公司利益。
當人們表現出善良的一面，我們就給予自己變壞的許可證。為了給慈善機構捐更多的錢，抄寫員採用作弊的方法；為了增加捐款活動吸引力，讓參與者捐更多的錢，全部是男性參加的晚宴會僱女侍者進行挑逗。但是用這個理論解釋性侵犯的例子是有問題的，道德許可只適用於壞行為可以“合理化”或者轉變為好行為，或者是模棱兩可的情況下。
2011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一項研究要求學生們在電腦上完成心理數學測試，這些簡單的數學問題只涉及數字1至20。他們被告知將顯示一道數學題，需要按下空格鍵才能打開響應框。如果他們未能很快地做到這一點，答案將自動出現，表面上看這像是一個計算機程序漏洞，尚在測試階段，其實是研究人員進行的心理測試試驗。
通常情況下學生們在10秒或者1秒內按下空格鍵，而那些10秒內未按下空格鍵的學生存在故意欺騙行為，那些未能在1秒內按下空格鍵的學生，可以將他們的失敗解釋為偶然現象，而不是不道德現象。測試結束之後，學生們被問到他們多少次沒有足夠快地按下空格鍵，從而導致直接看到答案，在1秒內未按空格鍵的學生里，他們說謊率最高。
但是英國倫敦商學院專門研究組織倫理學的丹尼爾·埃夫隆（Daniel Effron）認為，將道德許可概括為只有當不良行為可以“合理化”或者“親社會”時，才會忽略道德許可理論的細微差異。他說：“當前有兩個道德許可理論版本，一個是’道德憑據機制’，它更多地與合理化有關。其基本意思是，我做了一些好事，我已經證明我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現在可以模棱兩可了，因為作為一個好人，我知道我的行為更可能是好的，而不是壞的；另一個是’道德信用’機制，它類似於銀行賬戶，你做了好事，把錢存入銀行，如果你做了壞事，你將提款，在這種情況下，壞行為並不一定是合理化的。”
後一個道德許可理論版本解釋了考克斯和他同伴們的壞行為，儘管這並不能為他們開脫“罪名”。他們已經建立足夠的“道德信用”，至少他們大腦意識是這樣認為的。這並不是說該理論可以決定或者預測一個好行為是否會導致壞行為。
他還強調稱，慈善機構並不比其他任何機構更容易受到道德許可的影響。人類非常善於找到成為壞人的理由，並把“美德的小丘變成道德的大山”。研究表明，一些微不足道的行為，包括購買環保化妝品，都會給消費者道德上的許可，讓他們做出不好的行為。但在慈善領域，人們不必努力地尋找，就能發現一些慈善人士做壞事的道德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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